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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影响与推进
作者:范忙先 李建民 雷艳茹  时间:2017-04-11  新闻来源:大荔县人民检察院  【字号: | |

浅谈传统文化对法治建设的影响与推进

范忙先 李建民 雷艳茹

【摘 要】文化是精神领域的产物,是隐藏在物质文明和制度组织后的精神力量,它包括了政治意识形态,也包括人们的生活态度、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则是那些经过历史淘沙,从古至今一直留存下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信仰、习俗、社会形态等,并包括将此精神与价值相凝结的制度和器物内容。应当说:凡是经历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文明成果都是传统文化。它是历史所凝结的稳定的生存模式,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自发地或自觉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活状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起来的精神遗产。

【关键词】传统文化  精神遗产  法治影响  推进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这是由其特定的地域状况决定的。自古以来,华夏子孙生活在一个较为固定的区域内,随着政治的不断统一以及共同的语言和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了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社会心理,从而使华夏民族拥有了超强的凝聚力。民族的融合和凝聚为统一的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优点,不断发展和完善,并使汉文化源远流长。它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的文化群体归属感。形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包容了道教及西方的佛家思想,使儒道佛三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境界出现在中华文化之中。一种是温柔敦厚、载道言志;一种是逍遥自由、直觉天籁;一种是拈花一笑、妙语真如。

(二)治理国家与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强调礼治、德治,法律在最后。礼治强调人伦道德,即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则悌。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强调君主专制,强调臣民要忠君,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根据各自关系,要安守本分。而五常“仁义礼智信”,则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三纲五常”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强调为国尽忠、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提倡忠君爱国。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强调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而忽视对客体的讨论与分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将时刻反身内求、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为求学与研究的唯一目标。

(三)政治至上。农业历来是中国的命脉,土地就是天,以土地为唯一尊崇对象,走向极端就容易思想变得狭隘,在社会生活中寻求唯一的理想形态。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笼罩一切,所有的政治活动都紧紧围绕政治活动展开,把原本应该多种多样的社会追求变为单一的政治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使政治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唯一的主角,在社会生活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争夺政权的战争和政治斗争频繁。法律也只有刑法、行政法,没有单独的商法和民法。轻视经济、轻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发展推动作用。

(四)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讲求天人合一,以和为贵。这一点是儒家与道家想通之处。在传统中国人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认识崇尚和谐。如汉儒董仲舒建立起“天人感应”理论;老子讲到:“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天人合一”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相依共存的密切关系。重视生命价值,兼爱宇宙万物,终极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文化是特定人群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样式中当然也包括了具体的法律样式。法律生成于传统又影响着传统的发展变化。法律与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有着深层的联系。现代化进程也向世人提出警告:任何忽视民族法律文化而进行的法律移植和国家立法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法律与文化传统之间关系密切,法律传统是整个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只有与整个文化传统融为一体,它才能获得生命。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只有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才能切实有效地推动本国的法治建设,实现法治的现代化。而中国的诸多文化现象中,儒家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遗是最深刻的。我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法治既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也有消极需要完善的部分。

(一)积极意义与时代传承

1、传统儒学中以人的主体为善作为终极目标。即从理论上讲,儒学追求至善的价值,在如何实现国家的治理上,传统儒学主张要以人的主体至善为根本。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学讲究仁义道德,坚持以仁义精神感染法律。以道德原则支配法律,这其实是法治所追求的理想之一,即法必须是良法。儒学是在试图把仁、义、礼、智、信的基本要求转化为普遍规范,这应当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法治文明的道路。对儒学所表达的人文理论,从治国角度而言,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丰富法治的治国观点。同时,传统儒学还强调要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强调以道

德塑造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治理国家所必须的。即法律不是治国方法的全部,儒家将其德的修养共同实践于国家的治理,在现代社会中如能将其并行于法治,是需要我们发扬的。

2、主张良法和限制君权。按照儒家理论,道德具有至上的性质。不仅人的行为要以道德为主,法律的制定也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孔孟通过赞扬“先王圣人之法”而提倡良法,儒家人物通过反对重刑与苛刻,以及主张亲属相为隐等,都显示了他们对良法的追求。在儒家心目中,道德是适用于君主和臣民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所有人都应遵守。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君主应按道德要求施政。孟子主张“仁政”,并提出“唯仁者宜在高位”,他所阐释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也体现了君权至上的否定。这一点应当说与法治所要求的必须有良法的思想内涵是相通的。

3、提倡和谐。和谐是中国文化最重的追求和理想的境界。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中华法系,也以和谐为其价值和目标。中国传统的家礼与国法的存在与运作遵循着自然秩序原理、伦理政治原理,其中讲究的是中华文化的和谐之道。在法律传统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历朝官员和百姓都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而当代中国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在化解纠纷,解决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步入现代后,儒家法文化已不再是官方哲学,但它所持的和谐观,在中国的生活中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二)消极影响与历史变革

首先,体现在个人与群体的价值关系方面。儒家思想强调社会中的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个体需求无条件服从群体。君、父、夫作为国家和家族的代表,在道德学说中贬低社会成员的个性发展要求。另外,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十分发达,商品经济比较落后,没有提供产生群体应该满足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这种观念的社会经济基础,个体的创造性和独立性被理所当然地忽略掉。个人不得有个性和人格,更谈不上独立、权利、价值和尊严。而法治所追求的实体价值,重视的恰恰是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的尊重,没有个体何来集体、国家?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在制度层面已被否定,但一定程度上仍控制着人的思想。

其次,对于法律,人们缺乏一种起码的信任,更谈不上信仰。而法律信仰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法治国家能否得到实现的关键。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感情,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是为了政治而生,又被专制政权所利用,文化的价值观本身缺乏对公平、正义与公正的追求。我们可以将西方许多先进的、科学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但是现代法制观念的培育要艰难许多,复杂许多。中国传统的重刑轻民思想,使人们忽视私权,没有形成民事权利的意识。这种观念压抑了个体权利,导致公民权利意识淡薄。阻碍了法律信仰的生成,也影响了正义的实现。

第三,官本位思想严重,这是阻碍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阻力之一。传统社会主要把社会的治理主要寄托在官员的道德修养上,而不重视从社会制度角度完善。百姓则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明君、清官上,形成较强的清官情结。儒家讲尊尊,讲等级,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使得人们想方设法获取靠近权力或权威的资格,形成强烈的官本位意识,而社会整体的权利意识  缺失,社会责任意识失衡。

第四,法治建设的创新和改革 。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通过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将中国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理论和思想融于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中,以一种现代性的方式展现自身价值。结合法治的理念要求,去掉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并在本国文化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和改革。

一是在观念上应当接受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对于二者任何一方都不可缺席。但是对于二者的先后关系,我们传统的方式是德主刑辅,即以德为第一调整手段,法为第二。道德是人的一种自觉性行为,而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点,只靠人的自觉,实际效果并不尽人意。所以必须改变一贯的倚重个人道德自律的现状,加强以法律为支撑的制度建设,因为法律的规制是客观的、确定的,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约束效果明显优于道德。同时,道德的作用也需要权威的支撑,道德规范对人的有效约束必须借助法律的权威方可建立。即道德是更高层面的精神追求,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才可真 正发挥其积极价值。

二是国家应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完善权力制衡体系。因为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根本和核心,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依法治权。以法律约束和规范权力,实现在法律统治下的权利约束权力。改变人们的政治至上观点,寻求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方式。

三是对民众进行相应和广泛的法治理念的教育。文化是政治、经济的集中表现,其形成是果而非因。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对其进行更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方式推进法治理念的教育,使人们逐渐普遍重视法律,增强个体权利意识,积极维护法律权威。我们的更新变化要同社会成员的心理、习惯、文化观念等有着基本的接近和适应,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心理观念也需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来推动和引导,二者相互适应,才可达到应有的目标。

(作者单位:陕西省大荔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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